嘉宾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韩保江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
1.全面把握总需求状况，准确理解扩大内需的重要意义
主持人：国家统计局公布首季经济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虽然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同比下降6.8％，但3月份主要经济指标降幅明显收窄，经济复苏步伐加快。请问，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
刘世锦：这次经济下滑，是由于一次意外的超级外部冲击，而非经济内部出现了如需求严重不足、杠杆率过高等问题，它与金融或经济危机是不同的。在疫情外部冲击下，经济恢复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疫情持续时间，二是生产能力受损程度。如果疫情持续时间不长，生产能力受损有限，疫情过后可以出现V型反弹﹔如果疫情持续时间较长，或生产能力受损严重，反弹就不那么容易。因此，短期政策除了尽快控制住疫情之外，重点是尽可能减轻生产能力受到的损伤，保护生产力。从3月份的数据来看，经济恢复的迹象是明显的。
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应该采取“相对增长率”的评估方法来考察我国的经济增长状况，就是用中国增长速度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比值或差值，来评估我国经济的增长状况。采取这种方法的基本背景是，中国经济已在较大程度上融入全球经济，而且这次疫情冲击也是全球性的。与以往相比，如果这种比值或差值是稳定或上升的，就表明中国经济表现是好的，反之则是差的。举例来讲，2019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2.9%，中国是6.1%，相对增长率为3.2%﹔如果2020年世界增速为-2.5%，中国为3%，我们的绝对增长率虽然下降了，但相对增长率提高到5.5%，那么中国经济的表现就是优秀的。总之，要全面辩证地看待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
刘元春：疫情造成的经济下滑与一般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是截然不同的。在传染病之类的疫情当中，经济活动因人员隔离几乎处于完全停滞状态，完整的产业链断裂成为单个的企业，产品、要素和资金无法正常流动，因此在短时间内，疫情造成的经济下滑往往比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更加剧烈。但对经济体而言，疫情是一场典型的外生系统性冲击，由此造成的经济下滑也具有外生性质。打个比方，疫情造成的下滑，就好像经济体得了一场急症，而经济危机则更像是得了由不良生活习惯酿成的慢性病。所以，只要疫情能够得到迅速控制，急症快速治愈，经济就可能实现迅速恢复。总体来看，我国经济尽管受疫情冲击严重，但支撑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条件和基本因素没有变，产业升级、新动能较快增长的态势没有改变，经济社会运行秩序正在加快恢复、持续向好。
主持人：4月1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扩大内需被放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如果要对总供给和总需求做全面的分析，请问我们目前面临一个怎样的总需求状况？扩大内需战略的提出有何重要意义？
刘元春：从一季度和3月份的数据来看，疫情期间我国遭遇严重的总供给冲击和总需求冲击，但3月份以来，总需求已发生温和反弹。随着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宏观经济主要矛盾正在从供给和需求双双受到较大冲击转化为总需求不足。3月份复工复产进展顺利，供给侧启动较为迅速，相比较而言，需求侧恢复相对缓慢，总需求不足是制约经济快速恢复的主要因素。
具体来看，消费需求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1—3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9.0%，不过3月份降幅较1—2月收窄4.7个百分点﹔投资需求方面，疫情导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快速下滑，目前正在逐步恢复，与去年同期相比，虽然三大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均出现较大幅度下滑，但医药制造业、互联网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疫情期间更多先进技术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固定资产投资的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净出口需求方面，一季度累计贸易顺差比去年同期下降80.6%，但3月份外贸进出口相比1—2月份环比出现明显好转。
中央提出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有利于保持总需求的基本稳定。总需求不足是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总需求的基本稳定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目前，一方面需要全产业链复工复产，另一方面还要防止在复工复产之后因为没有订单、没有需求出现二次停工停产。在当前外贸没有全面下滑的状况下，提振内需和提前做好防冲击准备面临一个很好的窗口期，一定不能错过。
疫情当前在全球蔓延，全球价值链面临严峻的断裂危险，如果这一情况持续时间较长，外需长期不足，将会对我国产业链的完整性造成威胁。扩大内需，有利于维护国内的生产能力，保持国内产业链的完整畅通，为经济快速恢复创造有利条件。另外，扩大内需战略在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目标的同时，还可以多方面保障基层民众的基本生活，有利于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
韩保江：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史看，扩大内需战略是应对危机冲击的一个有效办法。1997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出口和利用外资等造成的影响，中央提出“立足扩大国内需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我国最大限度地减低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影响，实现经济高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做出通过扩大国内需求应对危机冲击的战略决策，推出四万亿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我国经济迅速实现V型反弹，不仅为完成当时的经济发展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基础设施领域和十大战略性产业的投资，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当前，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央做出扩大内需的战略决策，不仅是为了更好地对冲因疫情在世界蔓延而严重下滑的外需，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国内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最大限度维护我国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通过扩大投资需求，也有利于加快弥补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短板，为将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通过扩大内需，为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实现“惊险的一跳”提供更大需求空间，更多企业才能生存，就业、金融、民生才有保障。而且，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投资需求，还有着长期的“战略”考量：不是简单地为了让企业“活下去”，更是著眼于迎接新产业革命、培育新发展动能，加大对新技术、新产业、新商业模式的投资﹔着眼于维护我国产业链较为完整的制造业优势，加大对产业链短板和弱项领域的投资，以赢得更好的未来。
刘世锦：应对疫情冲击，实现稳增长，当前的政策重点必须放在稳消费上。以往遇到经济下滑，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扩大投资需求，特别是搞基建投资，这与当时的经济结构和所处的增长阶段有关。比如，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实行四万亿刺激计划，当时，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增量中，投资所占比重为62.8%，消费所占比重为42.5%，投资占比大于消费占比，所以需求刺激主要是扩大投资需求。到了2019年，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增量中，投资占比已经降为17.2%，消费占比上升到了66.9%，居民消费占比为49.5%，消费占比远大于投资占比，这表明，现阶段要稳增长，重点应该是稳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
2.扩大内需战略的新机遇、新特点、新要求
主持人：围绕扩大内需战略，4月1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从刺激消费和投资、促进民生保障等多个层面做出了部署，这些举措对企业和居民个人会带来哪些影响？
韩保江：扩大内需战略会给企业带来很多机遇。扩大居民消费、增加公共消费，会激发对“高质量必需品”的需求，如健康医疗、文化娱乐、旅游休闲、低碳生态等产业，都会迎来新的更大发展空间。国家将加大对“新基建”的投资力度，这不仅对与“新基建”有直接关系的诸多企业是重大利好，而且还能更有力地拉动钢铁、水泥、建筑等传统产业的发展。因此，企业应该紧跟国家政策，发现和抢占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
扩大内需战略带给居民个人的积极影响，主要来自陆续出台的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以及鼓励居民消费、加大老旧小区改造等与老百姓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政策。比如，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企业加大降价促销力度会给消费者带来廉价商品和“消费者剩余”，国家鼓励汽车消费等政策给有相应需求的消费者带来新的“需求满足”，老旧小区改造将直接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等等。
刘元春：对企业发展会产生明显的积极影响。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巨大。从已公布的财政政策看，未来一段时间将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包括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加强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等，这些举措加大了对民间资本参与重点领域项目的支持力度，有利于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企业尤其是广大民营和中小微企业应抓住机遇，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4月1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支持企业出口转内销”，支持部分外贸产能转向国内市场，这也是企业顺应积极宏观政策推动自身发展的切入点。居民个人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受益是直接而具体的。从已经出台的政策来看，可以直接提升居民的购买能力，以及提高特殊群体的生活水平。
主持人：扩大内需通常会采取哪些宏观政策手段？与以往的扩大内需政策相比，当前的扩大内需战略有哪些新的特点？
韩保江：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手段主要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当前中央的要求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并提出了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等举措和要求，以更大力度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稳定经济的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包括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把资金用到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上，等等。
此次扩大内需政策中还加入了一些旨在改善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及全要素生产率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产业政策以及社会政策等，这些政策举措共同形成了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策组合拳”，这也是实现我国经济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政策体系。扩大内需的具体举措还有不少，目前我们的政策工具箱中还有不少工具没拿出来。
当前的扩大内需战略，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不搞大水漫灌，而是从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双向发力，针对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以及短板弱项，对症下药，精准施策。政策的著眼点还是强调解决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主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更多经济发展新动能。
刘元春：当前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一是聚焦民生救助，二是聚焦经济刺激，三是聚焦化危为机的改革，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以财政政策扩张为主体，货币政策辅之﹔以项目布局为先导，资金投入跟进﹔疫情救助与短期扩张相结合、短期刺激与中期发展相结合﹔底线管理为根本、相机决策为基础，分阶段逐步推进﹔需求扩张与供给管理相配合，消费启动与投资扩张相并行，多渠道多工具同步实施。
正在实施的扩大内需政策，财政政策包括3大类，共23大项，支出总额1.3万亿元，落实金额5000多亿元﹔货币政策包括金融支持30条、货币政策推进计划，共4.4万亿元资金支持。在消费促进政策方面，23个部门出台了19大类的政策，很多地方配合疫情救助，也出台了诸如提供消费券、收入补贴等政策﹔投资促进政策以新旧基建为核心，以“新基建”为主的投资扩张政策将在有效提升短期需求的同时，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优质的基础。
主持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促“六稳”、抓“六保”，是坚持稳中求进、抓实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的主要着力点。扩大内需如何与促进“六稳”“六保”相结合？
韩保江：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这“六保”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政策底线”。也就是说，无论是扩大消费需求还是扩大投资需求的政策，都要对准这“六保”进行统筹安排，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在“六保”方面更加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在“六保”领域适度宽松。
其中，我特别关注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和保市场主体。保就业，需要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人群的就业工作，近期要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保基本民生，需要切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加大脱贫攻坚力度，确保如期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完善社会保障，确保群众基本生活。保市场主体，就是要加快落实各项政策，通过减税降费、降低融资成本和房屋租金等措施，着力帮扶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提高企业生存和发展能力。保市场主体有助于保持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促进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达产。
刘元春：扩大内需与“六稳”“六保”目标相结合，体现了经济政策“底线式管理”的基本思路。扩大内需在助力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还可以保障基层民众的基本生活，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只有充分的需求管理政策才能保证经济系统在停摆之后快速恢复常态，才能使企业在复工复产之后获得足够订单维持正常运转，避免再次停工停产，避免解聘工人，因此，需求复苏和适度的需求扩张，是保居民就业最根本的方法，也是保市场主体的根本。保证了居民的基本就业和市场主体的正常运行，也就保证了民生的基本盘。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是居民收入的核心，也是财政收入的基础。财政收入的正常化不仅是各种公共事业和转移支付的基础，也是地方政府常态化运行的基础。从上述意义上讲，扩内需是“六稳”和“六保”的核心和基础，是保证经济社会运行基本盘的关键。
无论“六稳”还是“六保”，排在第一位的都是就业。根据测算，我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带来的就业大约为200万人，但是GDP每少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带来的失业接近400万人。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完成就业任务的严峻性，把保就业、稳就业的目标转换成扩大内需的政策性目标和政策性行动。
3.打好政策组合拳确保宏观政策协同发力
主持人：中央提出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扩大内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协同发力？
刘元春：在救助危机的政策组合中，往往以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然而这种传统的应对政策在处置由疫情引发的经济下滑时，面临较多的约束和掣肘。首先，传统的货币政策是通过降低利率和扩大货币供给，创造有利于企业投资和家庭消费的宽松环境。但在经济活动中断和产业链断裂的情况下，家庭和企业的现金流收入中断，对未来预期不确定，往往没有扩大消费和投资的意愿。此时过于强调货币政策，增加流动性，鼓励负债消费或者投资，反而可能使家庭和企业背负更加沉重的债务负担。因此，家庭和企业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往往较低。其次，传统的财政政策，通过减税降费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但是对扩大投资需求帮助有限。在企业生产活动停滞的状态下，减税降费有利于降低企业的固定成本，使企业在没有收入现金流的情况下可以维持更长的时间。但在没有下游需求的情况下，企业没有意愿复工复产，减税降费政策对于扩大企业生产和投资的刺激作用也是有限的。
在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手段受限的情况下，重启经济需要的是一次性的总需求特别是最终需求的大推动、整体推动。最终需求的扩张，可以沿着产业链实现自下而上的传导，成为经济脱离暂停状态的外生推动力。在疫情的不确定性和市场风险消除之前，这一外生推动力主要依赖政府支出。一旦经济开始复苏，正常的经济运行机制便会开始发挥作用，传统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作用也将逐步显现。
韩保江：理论上讲，在宏观调控体系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有分工的。虽然二者都能在扩张经济总量上发挥作用，但财政政策解决结构性问题的能力更强，更能够精准施策。货币政策虽然也可以通过差别利率等政策工具起到结构性作用，但其长处主要是解决总量上松或紧的问题。因此，二者既要有分工，各自发挥好自己的特长，也要有合作，避免政策效应的对冲。例如，结构性减税目的是为了给中小企业减负，如果税负减了，而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不解决，企业同样活不了或者活不好。唯有二者同频震荡，协同发力，企业才能实现真正的减负，才能度过危机并很好地活下来。
主持人：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内需政策与这些要求如何有机配合？
刘世锦：需求政策的重要性在于应对疫情的短期冲击，从长期发展来看，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仍需依靠发挥结构性潜能来实现。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远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速，主要靠的就是结构性潜能。这种结构性潜能，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后发优势，通俗地说，就是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潜能。因此，应对短期冲击的扩大内需战略，需要立足长远，与结构性潜能相配合。结构性潜能的有效发挥，需要供给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意味着必须牢牢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推动供给结构的不断升级。
供给政策和需求政策，应根据不同阶段面临的不同问题和主要矛盾进行政策匹配。例如，在疫情管控阶段，必须通过供给政策加大相关应急物资的配送，在复工复产阶段，要利用行政手段对全产业链和全领域进行供给侧的推动，然后进行相应的需求侧政策配合。
韩保江：促进需求的政策要与促进改革的政策共同发力。首先必须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协调发力的制度前提。其次供给政策要和需求政策“合拍”。也就是说，要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在保一般需求的基础上，加大满足中高端需求的力度。事实证明，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次是供给政策也要力争比需求政策“早半拍或一拍”，用“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刘元春：日前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分类提出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个要素领域的改革方向和具体举措，部署完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和市场运行机制。全球生产和消费遭受疫情的全面冲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坚定推进重大改革，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必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释放更多市场新动能，为对冲疫情影响、增添中国经济发展后劲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疫情的冲击是偶然性、阶段性的，需求扩张政策主要为应对疫情的短期影响而出台，以刺激性为主的政策不可能长期使用，因此，需求政策发力要适度，切忌用力过猛。实现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着眼于长远发展，牢牢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