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聪新风网 为治理雾霾，全国自上而下都在投入大量资金。中央财政层面，不同部门都在或直接或间接投入治霾，资金金额呈逐年上涨之势；地方政府层面，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大气污染防治。当然，与庞大的治霾资金需求相比，上述这些治霾投入还是不够，需要企业、民众等社会资本的投入。
治霾是一场持久战，下一步需要提高资金效率，需要企业的进一步配合，应该明确认识到，治霾投入不会石沉大海，它会带来空气质量的改善，也会在未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抗霾经济账
1943年7月26日清晨，洛杉矶居民一觉醒来发现空气中弥漫着浅蓝色的浓雾，并伴随刺鼻的气味。这是洛杉矶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受雾霾天气，当时居民们以为这只是偶然现象，却不知此后他们要投入巨大的财力和资源来应对这场长达半个世纪的雾霾战争。
中国的治霾战争也已打响，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伴随的是持续不断的财力投入。因为涉及到财政拨款、社会资本投入、企业关停的成本损失以及对环保设备的投入，要算清楚治霾的实际投入金额很难，更遑论还有暴露在雾霾中的每一个个体对防霾用具的购买支出。
但按照主要投入方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分类，我们或许能对治霾经济账有一个轮廓式的了解，治霾资金还有缺口，民众健康防护问题也亟待投入资金解决。
自上而下
为治理雾霾，全国自上而下都在投入大量资金。
中央财政层面，一方面，不同部门都在或直接或间接投入治霾，以科技部为例，据科技部21世纪中心副主任柯兵介绍，“十三五”期间，围绕研究雾霾和光化学烟雾形成机制、大气污染对人群健康的影响、监测预报预警技术等6项重点任务，科技部启动实施“大气污染成因与控制技术研究”重点专项，该专项投入的中央财政资金为24.74亿元。另一方面，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设立，以先拨付后清算的方式支持地方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资金金额呈逐年上涨之势，2013～2016年分别为50亿元、98亿元、106亿元和112亿元。此外其他中央财政治污专项资金也多多少少涉及空气治理方面。
地方政府层面，省级政府在获得中央财政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拨付后以项目申报或者切块的方式分配到省内各地区，当然，省级政府也需要以自有财政资金投入大气污染防治中。以河北省为例，从2016年河北省预算执行情况看，治理雾霾的财政投入为57.12亿元，其中40.1亿元来自中央财政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的划拨，9.02亿元是京津两市对口帮扶的治霾资金，河北省本级财政为治理雾霾支出8亿元。
企业层面，一方面要对设备进行升级改造以符合环保要求，有媒体报道，辽宁抚顺某年产330万吨的钢铁企业，环保设备投入已近6亿元，向发改委申报未批后，只能独自承担设备更换成本。另一方面也承受着应对重污染天气时紧急关停的经济损失，这也是治霾的隐性成本，2017年1月15日，山东省菏泽市正式启动重污染天气红色预警，华润电力(菏泽)有限公司被停产，该企业一位负责人曾对媒体指出，如果按应急要求关停5天，企业会损失1000万元左右。而对重霾区的企业而言，紧急关停的情况一年中免不了要出现几次。
与庞大的治霾资金需求相比，上述这些治霾投入还是不够。
以治霾投入力度最大的北京市为例，早在2014年，北京市就与中央签署“治霾军令状”，在2013～2017年间投资7700亿元改善空气质量。从北京市历年的预算执行情况看，2013～2016年间，北京市政府大气污染治理投入分别为27.9亿元、61.2亿元、134亿元和165.6亿元，2017年这一项的预算为182.2亿元，与7700亿元差距甚远。
中国清洁空气联盟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2017年我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直接投资共需1.84万亿元，作为三大重点防治区域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所需的直接投资则分别达2490.29亿元、2384.69亿元、903.58亿元。翻看几个省份的政府预算及对环境治理的投入，这显然也不是政府能一力承担的支出。
缺口的弥补要靠社会资本。
在各省政府财政预算报告里，创新融资模式成为工作的重点之一，本意是要引入社会资本。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曾做过统计，我国的环保投资中公共财政占20%，社会投入占80%。财政投入主要是起到撬动社会资本的作用。
2016年G20杭州峰会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倡议加强绿色金融国际合作。随后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7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将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上升到国家高度，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有利契机。2016全年我国绿色债券发行量达到2052亿元人民币；截至2016年上半年，国内21家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余额达到7.26万亿元。绿色债券、绿色信贷以及直接股权融资等成为企业开展绿色经济活动的融资渠道，清洁空气项目也在其中。
在治理雾霾的过程中，事关民众健康的防霾支出也应被提及。这里一方面有民众自发购买口罩、空气净化器等的支出，另一方面也有财政对医疗应急设备的拨款。据北京大学国家公共卫生学院潘小川教授介绍，2013年年底，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经将PM2.5确定为致癌物，但雾霾致癌的可能性有多大，还要看不同地区大气污染的程度。从事临床工作25年的原解放军总医院南楼呼吸科副主任王立方观察到，一到雾霾天，呼吸道疾病的就诊病例会比平时高30%～40%，且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都有，主要是咳嗽、胸闷等急性炎症反应。从《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可以看到，当雾霾预警为红色时，医院实行应急值守，中小学弹性教学或听课，单位组织调休或者远程办公。
对民众雾霾防护这块，投资力度还有待加强，对学校及办公场所安装新风系统、对直接暴露在雾霾天的环卫工人的给予防护措施或者雾霾假等都是民众呼吁的热点和关切的重点。
长远意识
与治霾投入相关方面，目前暴露出出两个典型问题：治霾资金滥用以及部分企业的弄虚作假。
在治霾资金使用方面，2016年12月，财政部对外发布一份关于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通报，列举五大典型案例，点名批评部分地方政府骗取、挤占、挪用专项资金，违规扩大开支范围，并表示将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严肃处理并不代表此类问题就不会重复发生。目前我国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将专项资金从从中央政府流向地方各级政府的资金配备模式，其弊端在《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就已经被指出：一方面专项资金不能覆盖全部的设备和基础投入，地方政府需要通过发债的方式需找配套资金，投资项目就可能重点放在可快速产生收入的中短期项目上，而不是解决急需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专项资金并不包括项目采购的设备和建设的基础设施的运行和维护资金，这影响了投资的可持续性，在贫困地区体现的尤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