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聪水工业网 环境“成本内在化”,会加大经济发展成本,产品价格也会升高,却是环保产业发展的难得机遇。换句话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出了环保产业的发展需求。无论是环境政策还是产业政策,归根到底是利益的重新调整:污染型企业应当依法支付污染治理费用,或委托环保企业代为治理污染,从而创造了第三方治污的市场需求。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环境质量必须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得到明显改善。环境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矛盾统一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环境质量改善带来极大机遇,生态环境短板也应当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得到补齐。
环境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矛盾统一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经济学概念,也是管理学或政治经济学概念。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强调从生产领域优化供给结构,扩大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供给结构优化升级以满足变化了的需求,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经济学家从投资、消费、出口的需求端,以及土地、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供给端,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等,并为我国强化转型动力、新增长点培育等建言献策。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简称“三去一降一补”),目的是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求。
环境是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矛盾统一体。可以用4句话来概括:绿水青山是资源,环境容量是资源,环境污染是发展的结果,生态退化是不发展的结果。
绿水青山是资源,是发展旅游业、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的“硬件”之一。将绿水青山转为金山银山,需要可持续的生产方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对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传统发展模式的超越和扬弃,可以改变我国经济腿长、环境腿短状况。生态环境质量、有无排放指标等成为企业投资的考虑因素,本质是将生态环境看成生产要素。环境容量是资源,政府发放排污许可证的理论依据正是环境容量的稀缺性。
环境污染是发展的结果。由于生产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市场机制缺位,比价关系扭曲以及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一些地方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在增加供给的同时,忽略生态环境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必然导致产能过剩。近年来,我国钢铁、水泥、建材、电解铝等产能利用率下降到70%以下,奢侈型浪费型消费部分带动了经济的粗放发展和经营的过度竞争。供给侧的粗放效应逐步放大形成路径依赖和技术锁定。当需求变化后,供给结构很难在短期内自行调整到位,产能过剩是必然结果,新兴产业也莫能例外。生态退化是不发展的结果可以表述为:(林子)越砍越穷—越穷越砍—越砍生态越退化,形成恶性循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环境质量改善带来难得机遇
总体上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环境质量改善。“三去一降一补”的生态环境影响可以概括为:去产能,有利于环境质量改善;降成本,需防止生产企业偷排和治污企业设备“晒太阳”;补短板,是环境质量改善的难得机遇。
去产能,有利于环境质量改善。淘汰落后产能可以减少污染物排放,即使一般产能开工不足也会如此,经济下行是今年我国部分地区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原因。市场经济要求产能是过剩的;产能只有适当过剩,才能生产出足够产品以满足一旦出现的市场需求。对处于爬坡阶段的我国而言,产能过剩是相对于当期需求而言的;阶段性产能过剩在后一轮经济增长中可能并不过剩。于是,淘汰落后产能才是准确的政策内涵。
降成本,从国家层面看,是降低物流成本和管理成本等。从企业角度看,生产企业偷排污染物可以降成本,企业的环保设施不运行也可以降成本。正是部分企业排污不达标,或偷排污染物加重了环境污染。这就为加强监督管理提出了要求,主管部门应当有所作为。改善环境质量必须加大对偷排行为的惩罚力度,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问题。
环境“成本内在化”,会加大经济发展成本,产品价格也会升高,却是环保产业发展的难得机遇。换句话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出了环保产业的发展需求。无论是环境政策还是产业政策,归根到底是利益的重新调整:污染型企业应当依法支付污染治理费用,或委托环保企业代为治理污染,从而创造了第三方治污的市场需求。
此外,也应避免政策实施“走样”形成“逆导向”。我国资源综合利用优惠政策产生了负面效应:一是变相激励企业“排污”。我国一些排污(主要是固废)企业要向利废企业收费,虽然符合马克思关于“固废规模化利用可以产生效益”的论述,却与国际通行的“排污付费”原则相悖。二是扭曲市场。如因为煤矸石发电可以入网且不参加调峰,前些年一些地方大力发展煤矸石电厂,发电煤耗明显高于平均水平。不仅扭曲了市场,也改变了企业投资策略,本来不愿投资的项目抢着做了。三是形成政策依赖。“跑部钱进”争取项目或资金,降低了创新动力,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需要在深化改革中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