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任命周小川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这是周小川在此职位上的第三个任期，此前，连续10年的经历已经让他成为新中国建国以来任期时间最长的央行行长。
再次当选，意味着周小川有望将这一最长的任职时间继续延长至15年。而全球任职时间最长的央行行长，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掌舵美国货币政策时间为19年。
而十年来背负的“货币超发”争议，抑制通胀与支持经济高速增长之间的两难境地，也将很可能继续陪伴在周小川左右。
“货币超发”争议或将持续
10年的任期，周小川面临的最大争议是所谓“货币超发”的问题。
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99.86万亿元，直逼百万亿大关。M2是衡量货币供应量的重要指标，是流通中的现金、支票存款、储蓄存款之和。
2012年，中国的M2接近GDP的1.9倍，在国际上处于较高的水平。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刺激计划之后的高通胀，被当作“货币超发”的后果。
周小川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过往10年中国M2/GDP有所提高，在他看来，客观原因在于我国处于市场化转轨时期，货币化进程加快，但也确实反映了中国经济金融结构中储蓄率过高、直接融资发展不足等现实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要靠继续改革。周小川说，中国需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来逐步降低M2/GDP的比例。
对于高额M2引发突发通胀的担忧，周小川解释道：“M2总量和‘堰塞湖’不是一回事。只要我们今后能够控制M2的增长率，将其保持在合理水平，就不会出现突发性的物价上涨。”
M2的增长在2008、2009年尤为突出。周小川认为，评价2008、2009年经济刺激计划的作用，应该将其放在一个历史阶段综合来看，经济复苏是需要承担刺激计划产生的成本的。对于刺激是否过量的问题，他解释说，面对严重冲击时，刺激政策的力度宁肯大一些，以便稳住信心。
但周小川也有反思。“现在回头看，适时退出还可以做得略早一些、略鲜明一些。”
2010年，当刺激计划的后果——通胀压力攀升之时，央行主要动用存款准备金率这一数量型工具而非利率这一价格型工具，连续的上调使得存款准备金率不断创下历史新高，最高到达21.5%。
当时，没有更多采取加息的办法，一部分原因在于欧美的超低利率，中国若加息，利差加大会引发热钱大量流入。在康奈尔大学教授普拉萨德看来，还因为，中国的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需要低利率来维持，低利率可以帮助国企和地方政府以更低成本获得资金，从而大量投资以拉动GDP增长。
财经评论人周俊生认为，中国货币政策长期处于服务政府的总需求以及控制通货膨胀的两难境地，“当政府仍然对经济调控握有全面的权力的时候，央行作为一个货币政策执行机构，能够发挥的主动性其实仍然很有限。”
周俊生认为，正是由于央行必须服从于政府的总需求，如果把通胀压力的责任归咎于央行，“那可能是不够实事求是的。”
普拉萨德指出，低利率导致国内经济增长不平衡，意味着家庭并未因高储蓄率而得到充分补偿，所以私人消费相对疲弱。
连任央行行长，意味着周小川将继续面对货币政策的两难局面。“货币超发”的争议，或将继续陪伴在他的左右。
而能否改善这一局面，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展。若中国能真正从政府投资拉动转向私人消费拉动，利率这一货币政策工具能够更加灵活，央行和周小川便能发挥更多的主观能动性。
无论如何，周小川早已成为中国金融和经济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人物。他的再次出发，将为中国，为他自己增添怎样的注脚，令人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