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聪制药工业网】“假药就该依法查处，药监部门让我不再追究，有猫腻。”号称“全国职业打假药第一人”的高敬德爆料，杭州天城路有药店售假药，药监局牵线让他们“私了”，并出示“协商意见”，除双方签字外，还盖有“杭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江干分局”的公章，时间为今年6月23日。药监局称，盖公章是为“私了”做见证，当时“欠考虑”，被高敬德“下套”了。
天城路有药店卖假药，遭职业打假人举报。在江干区药监局的见证下，举报者“甲方”与被举报的“乙方”签订“协商意见”，最后还盖了该局的公章。
药店卖假药不稀奇，公众对作为监管部门的药监局多以行政不作为诟病之。然而从今次这一纸荒唐“协议”看，又不是行政不作为那么简单。药店售假不大力打击，却建议双方私了，药监局恐怕脱不了与药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明明是应严厉打击的违法售假行为，当地药监部门反让举报人和售假商家“私了”，此做法甚为荒唐。一者，此举严重背离法定职守，将规范药品市场行为完全抛弃；二者，是非不分，丧失原则；三者，看似被举报者“下套”，实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建议“私了”，为利益驱使所致。“私了”后，商家虽赔钱了事，却换得继续坑害公众的空间和预期利益，对售假者有利。有据可查，从2009年举报人举报至今，当地相关药店继续售假药，而本应短时间作出的处罚决定，至今没有下文。这难道不是变相包庇和充当“保护伞”？
从相关报道上看，执法人员在处理该起举报上，如同交警处理普通的刮擦交通事故。态度超然、置身事外，待甲方乙方讨价还价妥当并签字画押后，敲上一颗公章作见证。整个事件唯独不见最为关键的公众利益，仿佛卖假药无关公众健康，不关药监局什么事儿。在协议的最后一条“甲方放弃以任何形式，包括举报、诉讼、行政复议、向媒体曝光等各种形式就本案追究乙方、药监部门的责任”上，江干区药监局似乎才意识到自己负有监管责任。手握行政处罚权不用，而刻意偏袒药店，这是典型的渎职行为。
从法律角度看，作为三方合同，该合同存在对违法行为进行包庇与掩盖的成分，可以判定不具备法律效力。而作为执法部门的第三方也根本不应参与其中。退一步讲，即使这一协议没有药监局的参与，也不具备法律效力，因为该协议是以损害公众利益为前提的。
故不难看出，处理该起举报的执法人员不是法盲就是有意为之。而报道中相关人员称盖公章是被“下套”，这样的辩解听来软弱无力，更像是被人抓了把柄无可奈何地呻吟。而协议的第一、二条：“乙方向甲方赔偿购买产品的10倍赔款1200元，并保证绝不再经营类似产品；甲方领取举报奖励费4300元”，现在看来这10倍赔款与举报奖励，更像是药监局与药店联手给举报人的封口费。
回到新闻，药店所售假药，多是假得不能再假的类似壮阳药物。药监局在此的监管全然不存在技术壁垒，只要有决心、有毅力便可整顿改观。若报以此类药物乃小众药物而作壁上观或刻意替售假者和稀泥、平息事态，那么这种选择性执法必将彻底埋葬药监局原本就岌岌可危的公信力。
对江干区药监局和相关执法人员的问责是题中应有之义，应公之于众，这也是挽回其公信力的契机。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各类举报平台都应晒在阳光底下，剔除“私了”等暗箱操作，让民众真正地参与其中。正如蔡奇部长在微博中所言“公开是个好东西”。
